宋寿田（1899—1938），名延祺，字寿田，莒县招贤镇大罗庄村人，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幼年入村塾，常以钱物济助困穷。1922年考入山东第五中学（校在临沂），在校期间，结交了一批进步同学，课后谈时事，读鲁迅、李大钊等人的书，经常抒发对黑暗社会的不满。每逢聚会演讲，常列举事实抨击时弊，倡言团结起来，建立独立、民主、自由的新中国，博得广大师生赞誉。后被学校视为“危险分子”，被迫中途退学。

退学回家后，宋寿田和乡里青年葛醒农、宋延琴等人一起，宣传进步思想，抵制封建礼教，反对宗族统治，被指为“大逆不道”。为寻求真理，他于1924年毅然离家到博山同兴煤炭公司当押运工，往来于青岛、济南、博山之间，期间结识了王尽美、邓恩铭、孙景山等共产党人，思想觉悟迅速提高。不久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1925年2月，经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25年春，宋寿田通过莒县老乡、博山同兴公司经理宋次陶的举荐，当上了同兴公司大昆仑煤炭站的会计。他遵照王尽美的指示，以经营煤炭为职业掩护，从事党的地下秘密交通工作；同时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，灵活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，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。

1926年春，葛醒农、宋延琴为谋取职业，先后投奔宋寿田。宋寿田安排他们在大昆仑煤炭站做工，不仅在生活上关心照顾，更重要的是经常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不久后，葛、宋二人在宋寿田的介绍下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同年夏，他遵照上级指示到同兴公司青岛分公司任会计，同时将妻子王菊玉和9岁的胞弟宋平接去同住；之后又调葛醒农、宋延琴到青岛，共同开展革命活动。

1927年“四•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地下斗争的环境日趋恶化，山东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，葛醒农在青岛大港万国储蓄会因共产党嫌疑，被捕入狱。已经转移到济南德城泰煤站的宋寿田接到省委指示，又迅速返回青岛设法营救。经与同兴公司经理宋次陶协商，双方出资保释葛醒农出狱，顺利完成营救任务。回到济南后，宋寿田在纬四路同兴公司济南分公司任职，仍以推销煤炭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，并安排宋彬如（莒县招贤镇大罗庄人）等到经一路纬一路的德城泰煤站工作，作为党的秘密联络员。

1931年冬的一天，警察突然闯进宋寿田工作的地方进行大搜捕。宋寿田见事情危急，以眼色示意勤杂工张秀本迅速通知妻子王菊玉。王菊玉按照事先安排，立即告知正在家中的几位上海来的联络员转移，又将家中马列书籍和党的文件投入院内枯井，并叫张秀本告诉青岛来的田德俊及时隐蔽。当敌人赶到宋家搜捕时，一无所获。

宋寿田被捕后，被关押在纬八路监狱，受刑讯50多天，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。警察除一张来路不明的传单外别无证据，刑讯逼供均无效而陷入窘境。济南党组织趁机走动关系，多方贿赂警察局，将宋寿田保释出狱。

宋寿田出狱后，继续开展工作。他遵照党的指示，在济南北郊官扎营以西购置10亩荒地，办起德华鸡场，以此为掩护，做地下党的交通工作。鸡场地处偏僻，很快成了山东党组织的活动中心之一。从1932年到抗战前，山东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，德华鸡场作为共产党人的避难所，使党的大批干部免遭迫害，保存了党的革命力量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。宋寿田再也沉不住气了，他多次向上级申请，要求到抗战第一线。党组织答复了他的要求，派他回家乡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。他先打发妻子和儿女回莒县，安排弟弟宋平到长沙求学，接着和宋延琴一块返回莒县老家，卖掉了家中部分好地，筹集资金，组织抗日队伍。在派宋延琴到莒北一带组织武装的同时，他返回济南秘密购买武器。1937年初冬，当宋寿田把已购买到的两支手枪送上火车准备带回莒县时，被敌人逮捕。在狱中，他守口如瓶，拒绝回答敌人的审问。敌人对他施以鞭笞、“老虎凳”、灌辣椒水等酷刑，他始终坚贞不屈。由于受刑太重，生命垂危，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保外就医。但终因伤势过重，医治无效，于1938年春逝世，年仅39岁。

宋寿田逝世后，其家产被敌人查抄，妻子带着儿子宋济元、女儿宋宜文为躲避敌人的迫害，在济南隐居起来，靠公婆接济和亲朋的帮助，过着清贫生活。直到解放后，多年与家庭失掉联系的弟弟宋平，几经查询，终于找到了嫂子一家。宋寿田自1925年入党，到1938年逝世，历经腥风血雨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13个春秋。1987年11月25日，莒县人民政府将宋寿田同志的事迹上报，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，追认宋寿田为革命烈士。